[日]松井太撰，杨富学、王朝阳 译 | 评《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
白迈克（Michael C. Brose）著《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于200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刊行。全书348页。
13世纪后半叶，游牧的蒙古帝国已经完全征服了整个中原大地，出于统治之需，蒙古统治者招募中原地区以外的诸族为官。在汉文资料中，一般将这些非汉族地区的外来者统称作色目人，本书作者白迈克撷取色目群体中来自中亚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回鹘家族后裔作为切入点，以描绘这些扮演着中间角色的回鹘人。他们一方面身为“色目”大官和属僚，同时又为逐步汉化的文人，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活跃异常。
在本书绪论部分，作者将生活于中土大地的畏兀儿人定义为是一个来自中亚地区的“离散群体（diaspora）”，旨在考察其历史，尤其是一些促使他们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取得成功的因素。接着，在第一章简述了蒙古帝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知识，第二章简要叙述了回鹘的历史，从漠北游牧帝国到流亡，以至东天山回鹘王国。
第三章研究了“离散回鹘”的第一代，其中不少乃高昌回鹘王国贵胄，凭借高明的行政技能而成功地在蒙古帝国中获取较高的地位，通常被任命为断事官（蒙古语ǰarɣuči）、必阇赤（蒙古语bičigči）及达鲁花赤（蒙古语daruɣači）等等。[1] 然而，在第一代之后，其子孙则常常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回鹘后裔面临的处境乃本书关注的焦点，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离散于中原的回鹘人进行观察。
第四章，作者以离散的两个畏兀儿家族——哈剌亦哈赤北鲁（Qara-Ïɣač-Buyruq）和布鲁海牙（Buyruq Qaya）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二者以相同的方式实现了向精英身份的转换，以世袭而获得优势，这一因素使其平步青云，得以跻身蒙古统治阶层。对汉地的治理，需要采纳汉人的管理模式，这又促使其涉足政治领域。白迈克发现，这种转变反映于如下史实：哈剌亦哈赤北鲁家族后代遵从汉人的命名习惯，取“廉”字作为家族的姓氏。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详细地分析了其他回鹘家族。首先是合剌普华（Qara Buqa），属于第二代离散内地的回鹘人。他死于平定地方反叛之战，有着强烈的忠君思想，此乃最受推崇的中国儒家理念。其夫人长期守寡，被称为“节妇”，并致力于用儒家伦理方式齐家教子，白迈克举出如下一例：偰文质十岁时曾割股肉以愈母疾，获得“孝”名。作为一个向中国儒家伦理模范转变的人物，作者阐述了该家族迁居到中国南方后，采用汉人习惯以“偰”为姓，以儒家的传统方式教育后代，从而使这一家族在官僚系统中世代为官。合剌普华忠于元朝，战死后其遗孀贞洁不二，子又能秉承孝道，时人号为“三节”。忠、贞、孝乃儒家传统主题的三要素，标志着该家族向中原传统文化的过渡。
白迈克认为这些中国文化遗产为偰氏家族后代所继承，从而使之在新迁入地的中国南方社会中获得了“社会资本”，进而为其获得巨大成功创造了条件。第七章描述偰氏家族成员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进士，并在同时代的中原文人圈中博得良好声誉。作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因在于其父辈决定迁徙到中国南方，采用中国儒家文化的策略来“巩固色目人的地位以求长远”。在结论部分，作者坚信回鹘精英“无疑是被汉文化的模式和途径所深深吸引”（第266页），并初步认为，“离散回鹘”的后裔，非同其先辈那样，不甘于充任蒙古统治者的“色目”助手，而宁愿通过这种汉文化获取政治资本。
本书作者通过收集零散分布在《元史》中的一些回鹘人历史信息，以及同时期中国文人编撰的人物传记资料，以及稍后几个朝代编写的地方志材料，书中还借用了一些社会学概念，诸如“离散群体（diaspora）”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借以对在全球史背景及人文研究的诸领域下的回鹘人在蒙古帝国的地位进行评估，此乃积极的尝试。
尽管如此，书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较多关注该书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内容。为了强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偰氏家族的重要性，作者大量使用中国文人撰写的汉文史料。这些材料无疑趋向于尊崇中国儒家文化，但存在矛盾的一点是：汉文史料反映的回鹘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并没有达到像作者想象的那种程度。例如在偰氏家族的个人传记见于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和许有壬《合剌普华公墓志铭》，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每每都带以“偰”字起首，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善著。对于家传、墓志铭之类而言，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姓是可以省略的。易言之，欧阳玄和许有壬都意识到这些名字其实并非汉族姓氏（参见147页注2和209页注2）。这一点当无可疑，因为我们可以重构这些回鹘或蒙古名字的来源形式，比如偰文质< Sävinč；偰玉立 < *Sävüglüg~Säviglig；偰直坚 < Säčägän；偰哲笃 < *Säčägtü = Čäčägtü；偰帖该 < *Setergei；偰吉思 < Särgis = Sergius；偰百辽逊 < *Sebeglegsün (?)。与这些人物不同的是，他们中只有善著才是“真正”的汉式名字。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偰百辽逊，其子和孙都迁往高丽，而且他们也是凭借自身的回鹘书写能力和蒙古语言能力在朝鮮王廷实现了成功。[2] 这些非汉人姓氏名字的存在，以及结合上面我们提到的历史信息，可以更好地证明偰氏家族的文化趋向一直是回鹘文化，其强劲超出了作者的认知。易言之，作者自我宣称的聚焦于“回鹘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可能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一些非中国性的因素——回鹘或者是蒙古文化——它们对偰氏家族后代产生的影响。
尽管作者很少引用来自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献也是可以补充他的观点的，例如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一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约1297年至1307年印制于杭州）即反映了回鹘人在南方与故乡吐鲁番之间的密切文化联系。[3] 另外，很有必要纠正作者的一个观点（见于第87页），一个关于由塔塔统阿（Tata Tongga）[4] 传到蒙古的印章技术的起源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回顾在吐鲁番发现具有汉文铭文印章的回鹘语文献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充分地展示回鹘人在吐鲁番盆地[5] 时即已经掌握并接受了来自于汉文印章技术，很有可能是回鹘继承了这种由唐朝传到吐鲁番地区的管理方式印章技术。[6] 另外，作者将“唆里迷国”视作塞蓝（Sayram），其实，“唆里迷”是回鹘语地名 Solmï 的音写，指的是焉耆。[7]
比较遗憾的是，本人发现白迈克氏对一些历史事实存在误解，对汉文文献也有误读现象。例如：第66页，作者说甘州回鹘王国没入中原王朝，但实际上它是被西夏国所征服的；第70页，回鹘汗国征服天山地区的北庭是在790年前后，并且将包括高昌在内的天山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一直持续到840年的西迁；[8] 第91页，将《元史・铁哥术传》中一节“（达释）有谋略，为国人所信服”，作者译成“达释有一个计策使国人向（蒙古）投降”，应该改正为“达释富有智慧和谋略，他深受国人信赖”；第110页，《元史・答里麻传》说“大父撒吉斯（Sergius）为辽王傅”，作者认为“辽王”就是西辽王（Qara-QitayKing），不过他是成吉思汗的末弟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Otčigin），他的后裔被封为辽王；第174页，作者在翻译《元史》合剌普华传记中的短语“少有志”时，将其译成“他（合剌普华）的相关记载很少”，正确的译法应为“合剌普华在他少年的时候就有很高的志向”。还有，“延祐设科今六举，公六孙举辄中一人”一语，应该翻译为“自从延祐年间科举考试开设以来，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六次了，而每次科举考试，他都有一个孙子得中”；第187页，Gan-er-han幹耳汗应为斡耳汗wo-er-han的讹写，斡耳汗乃蒙古语Orqon，即斡耳汗河。尽管这些大多数出于疏忽而不重要，但总体来说可能会降低作品的可信度。
作者也可以通过参考梅村坦和萧启庆最近的研究成果而受益，梅村坦已经论证了回鹘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表明他们在竭力地维持回鹘民族的认同，[9] 萧启庆也指出，一些色目人家族成员在获得进士之后，也没有忽略自己的文化背景。[10]
作者谦称其作品只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研究，实则非也，其内容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我期待突厥史、蒙古史、中国文化史、离散民族学以及社会学等各研究领域的学者，需要回答本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回鹘史研究的多方面进展。
本文译自《国际亚洲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6卷第2期， 2009年，第247-249页。本文的翻译曾得到作者的允准，而且还审阅了全文并修正，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松井太（1969- ），男，博士，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回鹘文、中亚史、蒙元史研究；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史、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王朝阳（1986- ），男，苗族，贵州凯里人，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回鹘历史文化研究。
注释：
[1] 对于回鹘和蒙古术语的转写，本人用č、ɣ和š取代白氏所用的ch、gh和sh。
[2] 宫纪子：《モンゴルが遺した“翻譯”言語》，《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19卷，2004年，第177页—179页。
[3] 小川贯弍：《吐鲁番出土の印刷佛典》，《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卷第1期，1956年，第35页。
[4] 此前白迈克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见其所著《蒙古时代畏兀儿的读写能手（Uyghur Technologists of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Mongol China）》，《通报（T’oung Pao）》第91卷，2005年，第408页。
[5] 参见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回鹘摩尼教史研究（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sse: Forschungen zu manichäischen Quellen und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威斯巴登，2004年，第149–151页。
[6] 松井太：《回鹘语käzig与高昌回鹘王国税役制度的渊源》，《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6—202页。
[7]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
[8] 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回鹘摩尼教史研究（Die Geschichte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sse: Forschungen zu manichäischen Quellen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威斯巴登，2004年，第33–34页注 94。
[9]梅村坦：《内陆アジアの游牧民——ウイグル族の时间と空间》，《イスラム世界の人々：3：牧畜民》，东京，1984年，第109—149页。
[10] 萧启庆：《元代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汉学研究》第18卷第1期， 2000年，第10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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